“政府中心制”规划酿祸“城市病”

“政府中心制”规划酿祸“城市病”

春节结束，春运话题未落。中国近乎天文数字的春运，其反映的是中国“城市化”面临之困惑，是中国城市化走入歧途的的现实写照。

春节假期，公司举办完年会之后带公司管理团队去泰国普吉岛度假。在曼谷飞机行将降落之前，俯瞰窗外机翼下面城市似漫无边际，与中国国内的城市相比，少有密麻如林的高层建筑。下到地面，城中各处几无大区别，而少有所谓的“中心”。转机到普吉之后，几天漫游更是看到这个面积仅有海南十分之一左右面积名符其实的“国际旅游岛”，每一条街道两旁的居屋和商店，大部分是清一色的平房或二层建筑，商业繁华度也无二致。在那里，导游嘴里所谓的堵车，只是相对车速慢些，而没有在国内常看到的一堵数公里现象。

早先出国已有数次，欧美澳洲也都不只一次去过。但这次感慨如次之强烈，原因是我们出行之前，适逢北京持续近一周的雾霾天气创下了历史纪录。赶在这个时间到国外出游，大家感到最强烈的反差就是我们城市和这里气候以及整体环境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在随后春节又去到的世界城市管理最佳的新加坡，除去城市管理、社会文明程度与我们不可同日而语之外，特别是其交通路况和城市整体环境，简直让我们羡慕之极！

春节海外度假，所见之处总是情不自禁地与国内我们生活工作的城市去做比较。脑子里总是不断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住房供需矛盾等等都还有可能得到改善、缓解吗？

我自己寻出答案是——不能。除非中国政权中心观念主导的城市规划彻底扭转。强烈的反差对比，将随感记录整理下来，以期节后返城的人们再去思过，去思索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发展？

 

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成为中国普遍的“城市病”

我们每个人回顾一下，近几年我们所在的城市为越来越多人诟病的，除去日益高涨的房价之外，再就是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另外，中国大城市就医难、就学难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大多数人看似收入增长，但幸福感却在下降。

本人从事房地产媒体工作近二十年时间，一直以一个媒体人旁观者角度，审视中国房地产，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房地产发展。基于多年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认识，我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中国城市住房市场的判断，必需以了解中国人口流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考虑了中国巨大的流动人口的流向和流量，观测城市住房需求才会客观准确。而要想准确判断城市房价趋向，则只要将中国的人流和“钱流”并列权重考虑，即可得出正解。任何不去考虑人口流动因素，只用书本的“房价收入比”理论套解中国房地产市场，只能误导视听，误人子弟。而不幸的是，这么多年以来，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大部分房地产政策制定者，以及众多研究学者，几乎没有看到有人依据社会人流去厘清房地产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决策层所有的政策都只盯在房价这一个结果上，盯在一个简章的数字上，而不去寻找房产市场异动的根源所在。进而导致房地产调控治标不治本，甚至上上下下地方各级政府为了一个房价指标不惜造价、掺假，调控成为一纸空谈。

在社会学中经常提及一个名词“城市病”。在百度词库查找词义给出的解释是，所谓“城市病”就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

如果留意的话会发现，近几年，与城市房地产急剧升温并行出现的是大部分省会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城市污染环境恶化显现日益严重。

随着近年国内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所有大城市的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都在扩建升级，但城市居民享用这些城市资源的机会却在下降，难度一天比一天加大。二十年前，北京人不用为子女就学而担心，现在，即便你家与景山学校一墙之隔，你也不得不从儿女出生那一天起，就要为其将来上学奔波、奔命。

四年前本人出版的《批评万科——中国房地产发展反思》一书，提到中国住房市场的一个等式——中国城市住房需求=13亿人口X GDP！这一等式近几年仍然在一步一步地应验。

从城市学角度去看，住房供需矛盾在如此之规模建设之后仍然紧张，城市病终归是由于人口膨胀使然，终归是城市规划不完善所导致。同样，城市环境恶化除去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之外，城市规划缺陷也必是祸首。从更深层面去看，这些问题之根源又出在整个国家缺乏整体、合理、科学的发展规划，经济发展不均衡，进而导致人口非正常超量流动，给大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大城市本身又由于唯政府中心方式建设发展，此叠加压力使中国众多大城市陷入规划发展困境。城市病情日益加重。

 

 

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聚合加重“城市病”

1982年本人进入地铁技校就读，并最早进入北京地铁公司工作。清楚记得当时技校老师介绍北京公交状况时讲，北京的当时人口数量为1500万，其中市区人口为800万。

三十年过去，北京城道路已比二环扩建至六环，据说现在又要建七环。记忆中所谓的老北京城已经“长高”扩大了无数倍。以本人08年奥运会前，据北京公交客运公布的日运量数字简单推算，当时，北京城市人口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金融学者金岩石老师有一次与我一起作为嘉宾应邀参加BTV长盛主持的“财经五连发”节目时说，他依据亚洲国家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推断，未来大京津地区未来可能会汇聚全国的2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未来渤海湾京津地区人口总量会达到2—3亿！这个数字，做节目时听到我也吓了一跳，但后来静想，我想也不算耸人听闻。

说人口数量问题，这里目的还是为了引到我们国内的房产市场这个话题上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动趋势的人都知道，自2004年之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升温过快和房价上涨过猛的城市，绝大部分都是人口集中流入的城市。除北、上、广、深中心城市之外，各省会城市以及青岛、大连、三亚这类具有独特资源，能够强力吸引外来人口的城市。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快速涌入大城市，为什么要在大城市买房置业呢？

我在《批评万科——中国房地产发展反思》一书，以及本人在媒体多次阐述观点中一直强调房地产的另一个基础“1+1”等式：一个人生存在一个城市，要有一张床一间房！这是住房的基本等式，也是判断市场变动的最基础依据。此等式与前述提到的“中国住房需求=13亿X GDP”等式，并做深入研究，其结论所反映出来的恰恰就是中国现今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等，归结起来也就是13亿人口存在着发展机会差距和社会资源占有以及获取享用的差距。而这正是中国人口巨量流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严格的户藉制度将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锁定在自己的本土。改革开放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当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还没有做好物质和思想准备之时，人口流动的闸门已经被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欲念所打开。数以亿计的农村以及相对偏运穷困地区的人们，成群结队，成村结伙地涌入了城市，更涌入了社会资源最为聚合的大城市中心城市。

人往高处走乃是人性使然。生存条件存在着优劣，社会资源事实存在着有无差别。改革开放鼓动全国人民奔向富裕小康，对于生存和发展机会远不能平等的中国数亿百姓来说，去城市去大城市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唯一出路。中国13亿的巨量人口，当8亿的农民涌进城市，当偏僻城镇年青人奔向省会大城市，所谓的中国城镇化也就构成了中国发展之于人类的最大特色。同时，也制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罕有的集群性“城市病”。

上个世纪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预见到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外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在上个世纪也已预断二十一世纪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相对于世界其它国家来说，这或许根本就是一个悖论。一个完全与他国不同的起因以及结果是，别国的“城市化”或者叫做“城镇化”是农转工或转商，而我们则是离土农民和偏远区域住民极尽可能涌入大城市，以挤进去去追求和享用这个国家所有的，相对于人口总数又是少量的、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

从另一方面去看，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创造价值的公共资源，以及优质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却难以舍弃大城市分布给中小城市，更不用说给去到县镇乡村。

 

“去中心”远比“城市化”更为重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作一直线，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东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42.9％，人口占94.4％，西北半壁占57.1％，而人口仅占5.6％。这就是史上称之为的“胡焕庸线”。

当时年代的中国，自北向南哈尔滨、沈阳、大连、北平、天津、青岛、南通、福州、广州和上海及长江沿岸重镇，这些东部沿海和货运口岸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口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在上个世纪初，胡焕庸线之划定反映的是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于国民生存的分布格局。若进入现代社会，如果这样的分布格局仍然存在，则只能说是国家治理之悲哀。

遗憾的是，近三十年以来，虽然中国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交通、信息和物流等条件都与国际同步得到大幅度改善，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在交通等现代化加速实现，物流、客流条件在改善优化的同时，并没有让西部，以及贫穷地区均衡发展起来，经济赶上东部和发达地区，相反这样的差距反而还在不断加大。沿海和整个东部区域的经济重心地位进一步强化。中国的人口分界线不但没有向西后退，反而进一步向东移动。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与中国国土面积和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接近的美国。其城市化发展过程恰恰是一个反向的镜子。

美国建国之初，经济活动偏重于东北部。19世纪初期，商业贸易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东北部的繁荣；内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鼎盛阶段，中西部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重工业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西海沿岸地区后来居上，成为高科技聚集区。

在区域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中，美国的城市规模逐渐由小到大，形成了城市体系、大规模郊区化，直到大都市区的不断扩展。美国区域发展由发散到收敛的过程以及城市空间形态由点状、线状再到面状的发展过程无不体现出内生性特点，虽然期间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只起辅助作用，其主导因素还是内生因素，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交通运输状况改善等。不同于中国的城市化甚至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美国城市化进程较少受外生的、偶然的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战争、自然灾害、行政干预等，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反观我们国家，建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制度虽曾倡导过大规模的“支边”和“上山下乡”，但过左的思潮终归让这些良好的愿望，化为一场政治家操控的反人性的运动。之后的改革开放，政府虽然推动经济大步发展，但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当道的所谓的社会义主市场经济体制，既并没有让本可为优势的原本的计划管理模式恩惠给西部和老少边贫地区，照顾其优先发展，东部区域又在市场化推动下反到扬鞭策马飞一样跻身于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化城市之列，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贫困区域的差距。

以京、沪两个全国中心城市为例。这两个基础优于任何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市这些年加速发展，与其本身占据有举国之资源有优势密切相关。政治、金融、商贸、信息业等一系列“中心”全部聚于此两城市，更有教育、人才、文化、交通等等所有举国最优的资源集于京沪两地。仅仅这些资源之强烈反差，中国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形成也就不足为奇。

再举例北京的高房价问题，我本人《批评万科》一书中也提及过一个观点：北京如果想让房价降下来，前提是必须将“中心”分流出京。如果北大、清华等八大院校教学区能够迁出市内，海淀中关村地区房价必降无疑。如若中央各大委委机构能够迁至京郊卫星城，北京市区内的各方面压力也都会一定会减轻。包括房价在内，相对也会减少上涨的压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不但原有的“中心”未有任何外迁的迹象，CBD、金融街、丽泽商务区、中关村等市内的一个又一个“中心”还在加建增容。

“中心”即是人流所向，城市“中心”不减反在增加，想让车流减少、房价下降、空气变清这简直好比是痴人说梦！

我们看到，这些年无论是政府决策层，还是专家，还是房地产商总是以“城市化”为理由，提及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的确，仅就中国的城市化率一个指标，此论断无可厚非。但中国的城市化若要良性实现，政府必须要做的，是通过政策引导设法将离土农民固化在三、四县城市就业、安居；政府必须要在城市化的整体布局上放眼远望，引导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分流去到中小城镇。否则，人口聚于少数大城市，中国“城市化”于国人来说，将只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

 

“政府中心制”城市规划加重“城市病”

前面所述，本人观点认为中国体制上的弊端会诱导中国的城市化走入区域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歧途，客观上导致人口过于集中涌入资源优质的大城市，进一步加重本已人口压力巨大城市的“城市病”。下面再回过头来说说在城市本身。

中国内地城市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城市规划建设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以“政府中心”为原点，进行整个城市的规划，却看不到“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种现行体制下通行的规划理念，使得每一个城市中心都会随着城市发展扩张，原有市区的负荷压力急剧加大。使得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像传染病一样，各个城市无所不是。

我们国家上至首都、直辖市、省会城市，下到地级、县级市，每一个城市的规划首先定位是“政治中心”“政府中心”。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办公地及“两院”，皆置于城市中心，之后再围绕政府所在地进行城市扩张建设。而又由于中国的“大政府”过于强大，其对城市社会整体影响力远非任何其它国家所能匹敌。

中国“大政府”的格局注定了城市规划发展先天的生理缺陷。特别当我们的城市规模飞速发展扩张的今天，这种城市先天不足的生理缺陷，导致全国进入“城市病”高发期。

北京2004年曾经进行城市规划修编，新版的城市规划虽然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指导方针，但在修编公布之时本人即撰文质疑指出，若不将城市核心功能区外移，资源外置，所谓的新规划一定是打着“多中心”的愰子搞房地产卖地，“多中心”最终的结果将是让摊大饼的城市，在郊区制造一个个的“睡城”。这个预断现在被很不幸地言中。

北京的城市规划，以及在近年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在中国城市最具典型性。虽然表面上提出了“多中心”理念，但所操作的却仍然是继续“摊大饼”——城市道路一环接一环外扩，市中心的“中心”越来越多，越来规模越大。

人所共知，作为首都，北京城市最具价值的城市资源即是政治中心，是政府权利及其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全世界最集权、人口规模最巨大、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之首都，同时又兼具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传媒中心、文化中心等等所有中心之功能。所以本人历来认为，北京若不“去中心化”发展，城市终将不堪重负，房价一定会是全世界最高，交通一定会是全球最堵，环境污染也一定会是全球之最。当北京政治中心资源不能有任何外移，相反，经济、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在市区内还继续在不断强化之时，北京郊区及周边辐射区域即使增加再多的经济产业园区，对于缓解城市压力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

在城市政府功能定位的方面，美国的经济仍然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华盛顿作为合众国首都全国政治中心，完全不具经济中心地位。而倒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等分布全国的城市区域先后引领美国的经济，甚至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在美国的这些城市，其商业中心的某栋标志建筑，或者某所大学、某个公园，或者某个世界500强企业所在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政府办公地位在何处，却经常为人不知。在美国，许多城市本身就是基于某所大学或者某个企业建立发展起来的，政府在其中的位置微不足道。其几乎所有的城市，商业中心、工业厂区、学区、文体中心和政府办公区分布相对合理科学，住民分布依各自所需选择住地。住房需求没有明确的“中心”，其房价也就难有明显的高低落差。

当然，中国国内城市发展也有“去中心”成功能案例，例如上海浦东。浦东对于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举足轻重，基成功之处即在于在一个荒芜之地陆家嘴确立了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进而使上海不但实现的城市版图之扩大，并且实现了新区成规模的高素质就业人群在新建区的驻足，使上海老城区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不至于沦陷为“堵城”，新区也不只是“睡城”。

从已形成的现状去看，中国城市想要去除“城市病”的唯一的方式，可能也只有政府外迁一条路途可选。但或按此模式行走，势必也会制造新的楼堂馆所建设故意浪费，以及以此名义操作的房地产圈地、卖地，滋生更多的腐败和地产投机。如果都象成都那样政府不不惜重金外迁滋生腐败，这与城市合理规划、科学发展的初衷则大相径庭。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春节期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这一不同于四十五年前文革时期的全新意义的“山上下乡”号令，于中国经济前行或将具有历程碑性的意义。这个政策信息要远比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思想，意义更为深远，或者根本就是“城镇化”深化、配套的一项细化政策。

纵观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成果，现在中国更迫切需要的重搞一场真正意义的“上山下乡”运动——让国家资源公平地给予更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使用，而不是大城市独自私享；需要的是国家政策给予支持引导，使更多资本致力于西部和老少边贫地区进行投入，使更多人才立足于本土建设，而非向大城市流入。

如此，城市化方有正确的方向。众多城市方有从“城市病”中解脱出来方有希望！

2013年2月18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