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人不愿意创业？

　　兆静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5岁的孩子上下学。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主妇，因为香港公司的制度非常严格，请假都会按小时来计算。

　　2007年，兆静来到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那时候内地来香港的人还很少，她说，自己来香港，就是奔着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法制健全，竞争公平……

　　在香港，政府对市场实施自由的政策，靠制度，不靠人。

　　在香港，金融业很发达，是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

　　在香港，线下购物非常完善，去楼下就可以解决购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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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香港以前的优势恰恰是成了现在创新发展的绊脚石。

　　“社会上普遍认为香港具有很多的优势，例如具有健全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和发达的通信等方面，但与深圳相比，香港在创业创新方面显得落后”，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伯韬告诉i黑马，“我是香港人，本来我想说香港的好话，但是我觉得不容易。”

　　当然，香港也在做着改变。比如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比如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国际创客节。

　　2015年5月，兆静开始在首届香港国际创客节组委会做兼职工作，负责一些日常接待事务。她明显感觉到这年香港的创业氛围变浓厚了。在这里，出行、互联网金融、智能硬件正在成为创业较多的方向，在这里，香港研发技术，内地做配套生产成为一种共识……

　　掉队互联网时代

　　香港很早就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了，或许比1990年代初期还早。

　　商业楼宇和住宅几乎都被宽带覆盖，公众场合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香港互联网使用者数量在10年前，已经占了香港总人口1/2以上。香港人基本上第一时间就能用上欧美主流互联网产品，搜索谷歌，电商eBay，视频YouTube，社交Facebook，邮件Gmail，Whatsapp……

　　反观内地，10年前，互联网使用者数量才是总人口的1/13。面积过大而发展不平衡，很多用户的一些购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农村的用户)，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

　　这种情况下，内地人想利用互联网的愿望非常强烈。马云抓住了这个机会，做了一个叫做“淘宝”电商平台，10年之后，他成为创业英雄。

　　但是，在香港，对于日常消费，人们只要去楼下就可以解决需求，香港每个社区购物、饮食、健身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你完全不会感受到购物的不方便。

　　即便，你买一些非日常消费的商品也很方便，无论到铜锣湾、尖沙咀还是旺角，交通便利，人们一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而且香港人力成本很贵，物流配送也比较难实现。

　　香港人的这种惯有的消费习惯就让乐视吃了不少苦头。2014年下半年，乐视把海外战略的第一站定在了香港。

　　乐视亚太区执行总裁莫翠天回忆，“很多的线下的销售渠道都很成熟，要让它瞬间切换网上购买你的产品，其实对很多消费者是一个心理障碍。他可能会不放心，对你的产品质量、用户体验、售后服务会有很多置疑。”

　　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优势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个潜台词，是垄断性比较强。

　　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等都是李家的。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

　　这种垄断导致香港创业还停留在李嘉诚这一代。错过了互联网时代，没诞生有香港基因的互联网创业者和公司。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如果不从创新行业去入手的话，很难站稳脚跟。

　　不缺钱却又找不到钱

　　姚刚是湖南人，2011年来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主攻的技术方向是移动网络和基于位置服务。在读博时代，他就表现出靠前的技术天赋，参与RGC(研资委)、TIF(创新科技署)等多个港府科研项目，取得3项国际发明专利。

　　2014年，他和本校同学杨黎斌、章池生一起创立了微蜂WiFi公司。他们开发的是一款商用WiFi，这款产品的魅力之处就在于，用户免费登录上网时，企业可以利用wifi登陆界面进行优惠宣传、菜品介绍等，实时收集用户数据进行二次营销。

　　姚刚的项目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大微基金1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只是，10万港币根本赶不上微蜂的研发速度，公司需要不断做新产品。2013年，姚刚他们开始寻找新一轮投资。

　　那时候，姚刚考虑过在香港寻找投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都关注二级市场，围绕上市公司做PE、并购。更多的时候，初创期的企业寻到的都是个人天使投资人。

　　2013年底，姚刚选择了内地的风投，获得了深圳力合创投的500万元投资。“我们觉得拿这个比拿个人投资好，某种意义上，个人投资资金少，能够得到帮助的资源也有限。”

　　在创投市场，香港很落后。不像内地有着完整的创投产业生态链，从天使投资到后面每一轮的跟进都相对成熟，香港更看重是最后的上市。

　　科通芯城CEO康敬伟在2015年7月开始关注香港市场，他观察到，香港从来不缺钱，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香港的创业者却找不到钱。

　　某种程度上，这和在上海创业的人没有北京、深圳多是同一个逻辑。

　　它们都是以资本为主的城市，金融业发达，人们都对资本充满渴望，大量的资金用来炒房地产、买股票，而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更流入不到创新创业的群体。

　　金融、地产早已是香港第三产业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再加上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四部分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

　　只是10年前的香港并不会意识到，如今地产会成为影响它再一次崛起的因素。“蝴蝶效应”的翅膀已然张开，在某种意义上，高房价绑架了香港。

　　光房租这一项就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在香港商业中心中环租房的创业者们，高博就是其中一个。

　　2007年高中毕业后，高博来到香港读大学，毕业后做过葡萄酒投资，2014年8月，他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把老家陕西特色的凉皮肉夹馍店开到了香港中环，取名“西香记”。

　　高博他们租的是一间使用面积只有20多平米的办公室，一个月租金就要4万多港币。高博说，虽然中环租金贵，但是人流量和目标客户都是创业选址的考察因素，如果不考虑客户因素，即便是像观塘工业区这种比较便宜的地方，一平米也得200-300港币。

　　在香港创业3个月，高博他们已经有几百万港币支出。“人力成本是另一项高支出”，高博对i黑马解释，一个人最初级工资在1.2万或者1.3万港币起，还要聘请专业的人才，专业的服务器，根本扛不起。

　　高房租和高人工成本，成了香港创业的最高支出。可以说，香港年轻人创业机会成本很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大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到1.5万到2万，甚至3万的工资。

　　在香港长大的“煤老板”CEO王硕功回忆，他身边的同学几乎都进入大投行、银行等工作，“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崇的都是这些行业的佼佼者。”

　　人才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又高居不下，无疑阻碍了创业者形成规模化的投入，而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