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欧版QE均无力回天

　　[如不改善全球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美版或欧版的QE，作为一种货币政策，都只是“银样镴枪头”而已，热闹好看却不中用]

　　新年伊始的1月22日，市场关于欧洲版QE（量化宽松）的种种猜测与悬念终于尘埃落地。继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后推出的三轮QE之后，欧洲央行终于推出了自己的QE：即3月起将每月购买欧洲债券资产的额度提高至600亿欧元，一直持续至2016年9月。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此举旨在通过释放更多的流动性，缓解欧洲物价通缩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一时间，欧版QE的种种技术细节、其与美版QE的异同、其对各种资本市场利好利空的影响等，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然而，笔者认为，无论是美版还是欧版的QE，都没有触及全球经济困局的根本。事实上，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以来，全球经济就逐渐进入了LarrySummers（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所谓的“停滞常态”（secularstagnation）时代。当然，事情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起初并不明显，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是这个积累过程的总爆发。迄今6年已经过去（1930年代的大萧条只持续了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略有起色。但笔者认为，除非有重大改革举措，美国经济复苏也很难长久。

　　那么，造成全球“停滞常态”的根本原因何在？根本出路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危机经济学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学的大师凯恩斯说起。大萧条迫使凯恩斯思考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其《通论》的卷首，凯恩斯断然指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两个显著弊病，“乃在于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它对财富和收入之分配任意且不均”。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有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自然倾向，而贫富悬殊又是造成衰退和失业的定时炸弹，因此必须用政府力量调节收入分配。其理由是，由于个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即个体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随收入递减，贫富悬殊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用俗话来说，穷人想花钱但缺钱花，富人钱多却不怎么花钱（其储蓄比例较大），因此，财富与收入过度集中于后者必然造成私人消费需求不足。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规模取决于总需求，后者等于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购买。私人消费不足一定会导致长期总需求不足，从而形成衰退、失业与通缩的压力。原因是，首先，私人投资的动力在于消费需求，消费萎缩则对投资无异于釜底抽薪。其次，与消费不同，政府购买不可能无限期高位运行，比如，海南省居民可以无限期地每年买1000亿元的蔬菜水果或服装，海南省政府却不可能无限期地每年修1000亿元的公路和高铁。

　　因此，综观《通论》，凯恩斯所设想的促进充分就业、防止衰退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其实有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调节收入分配，从而保证强劲的消费需求，这是一个长期、结构性、基本层面的制度安排；其二，在市场出现波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并稳定市场预期，这是一个短期、机动性、技术层面的政策工具，而QE则属于这一层面。这两类政策工具应对的问题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贫富分化倾向，后者是为了克服市场参与者群体心理波动即所谓的“动物情绪”的弊病。显然，如果取消前者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仅靠后者根本无法保证长期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因此，QE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战后的初期，由于大萧条历史与凯恩斯学说影响，以及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缓和国内劳资矛盾，西方国家普遍引入了收入分配均等化措施。一次收入分配方面，在政府的主导下，劳资谈判、共享增长红利成为防止贫富分化的第一道防线。二次收入分配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并建立了庞大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体系。以美国为例，1981年里根政府减税前夕，美国最高一档的边际所得税率约为70%。这一基本层面的收入调节体制，造就了二战后欧美国家壮大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的旺盛而稳定的消费需求也造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黄金时期。